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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自动除颤器在沪锁深闺 救命仪器为何没人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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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2020-07-22 16:00:17

本文由北京博业百特科技公司提供,重点介绍了自动除颤器在沪锁深闺 救命仪器为何没人敢用.相关内容。北京博业百特科技公司专业提供除颤仪打印纸,如何检测除颤仪,除颤仪采购等多项产品服务。秉承着真诚、专业、责任、科学的宗旨,在行业内备受赞誉坚持用专业与专注帮助每一个客户。

东方网10月24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在日前举行的解放健康讲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透露,首都机场设有25台自动除颤器,是用来抢救心脏猝死发病者的,然而去年该机场有22人心脏猝死,自动除颤器却一次也没有用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种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共场所已十分普及的救命设施,为何在我国“水土不服”?自动除颤器在上海的使用情况又如何呢?为此,记者走访了多位医学专家和相关机构,了解到了这种设备在国内推广所遭遇的瓶颈和应对方案。

 ◎数据我国每年约54万人死于心脏猝死据上海市胸科医院院长冯云介绍,我国每年有约54万人死于心脏猝死,存活率仅2%—15%,其中90%发生在医院外。所谓心脏猝死,是指因心脏疾病或其他意外,如情绪激动、环境突变、突发事故等强烈刺激引起的心跳骤停。由于先期征兆很不明显,通常表现为乏力、胸部不适,极易被忽略。心脏猝死来势凶猛,常常使人措手不及,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机,这种病被称为“定时炸弹”。医学上认为,要抢救心脏猝死者,必须在最初3—4分钟进行心肺复苏和除颤,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降低10%,如果时间在4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或者植物人,所以在心脏猝死急救上有“黄金三分钟”或“黄金四分钟”之说。

既然救援时间如此宝贵,人们在公共场所突发心脏猝死,该如何急救呢?欧美医学界认为,在公共场所安装体外自动除颤器,是最好的提高心脏猝死者存活率的方法。体外自动除颤器的英文名字为“AED”,是一种供非医务人员使用的“傻瓜式”心脏除颤设备。它的大小和笔记本电脑差不多,但比较厚,由仪器主体和两块电极板两部分组成。据介绍,心源性猝死的最常见原因是心室颤动,这是一种严重的室性心律失常,让心脏失去有效的排血功能,因而要拯救病人的生命,最好能在发病现场进行除颤。

自动除颤器就是一种用来除颤的医学仪器,它非常容易操作,每一步操作都有语音提示,非医务人员只要稍加培训,就能熟练使用。“与传统除颤器不同,自动除颤器能经内置电脑分析,能自动识别发病者是否得了心脏猝死,是否需要电击除颤。”冯云院长说,“这个仪器是傻瓜式的,非医务人员无需准确判断发病者的病因,就能使用它。”◎现状首都机场自动除颤器几成摆设为了与国际接轨,尽最大可能挽救人的生命,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夕,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公共场所从国外引进了自动除颤器。

2008年,北京进口了700台自动除颤器,安装在奥运场馆、机场、运动员驻地。奥运会期间,这700台“救命仪器”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一人是教练,一人是运动员家属。上海世博会期间,世博园5个出入口各配备一台自动除颤器,并对一批志愿者做了培训,保障了心脏复苏的急救能力。遗憾的是,奥运期间引进的自动除颤器,在盛会闭幕后却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据王陇德院士透露,今年8月他在一次急救专业学术会议上获悉,首都机场安装了25台自动除颤器,去年该机场共出现心脏猝死者22人,这些设备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来,根据规定,这25台自动除颤器仅限于医务人员使用,但当医务人员赶到心脏猝死发病者身边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救援的有效时间。 上海公共场所难见“救命仪器”自动除颤器在上海公共场所的使用情况如何呢?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在浦东国际机场,记者没有看到自动除颤器的影子。机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航站楼的急救室里有供医务人员使用的除颤器。机场内出现乘客昏倒事件后,摄像探头会拍到,航站楼运行监控中心(TOC)便会立即部署急救行动,同时,工作人员也会通知机场内的医疗急救队伍,并拨打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如发现昏倒的人是突发急性心脏骤停,就会将他送往急救室,用除颤器抢救。上海的两座机场是否有必要安装自动除颤器呢?复旦大学生物医学仪器研究所教授方祖祥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方教授带队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除颤器,在他看来,在偌大的机场里,从发现急性心脏病患者,到将他送进急救室,这段时间很可能超过4分钟,即错过了“黄金四分钟”这一最佳救治期。据卫生部门统计,上海两大机场每年各发生10例左右乘客心脏猝死,尽管机场与附近医院都开通了绿色急救通道,但其救活率却不到1%,主要原因就在于病人无法在最佳抢救时间内送达医院,现场又没有心脏猝死的急救设备。

在铁路上海站,记者也没有发现自动除颤器。该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没有碰到过在火车站心脏猝死的案例,但时不时会听说乘客在列车上突发心脏病。另外,员工猝死的悲剧也发生过。方祖祥表示,如果像美国那样,在列车上配备AED,就能更有效地应对乘客突发急性心脏病的情况。在本市的地铁站,有两个站点——上海体育场站、上海体育馆站备有自动除颤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本报与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上海市卫生局健康教育所、上海市胸科医院、飞利浦(中国)公司联合举办了“奥运感动心”预防心脏性猝死爱心志愿行动。

当时,飞利浦(中国)公司向轨道交通上海体育场站、上海体育馆站捐赠了两台自动除颤器,用于急救奥运赛事观众。胸科医院还对这两个地铁站的员工进行了AED操作培训。昨天,记者走访这两个地铁站时了解到,两台受赠的AED并没有放置在公共场所,而是锁在了办公室里。谈起AED“养在深闺人不识”的现状,地铁站长颇为无奈。“接受过操作培训的人员都已不在这里工作了,没人会用这种设备。根据规定,在碰到突然发病的乘客后,我们会让他躺下来或护送进休息室,并立即拨打120,等待医务人员到来。

”这位站长表示,他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无法对乘客进行医疗急救。部分外企大量安装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本市公共场所的自动除颤器数量极少,但一些驻沪外企在公司内却安装了大量除颤器,成为一个供借鉴的“样板”。走进位于张江的GE中国研发中心,在环境健康安全经理卢罡的指引下,记者看到了该公司安装的8台自动除颤器,其中1台在门卫室,1台在医务室,其余6台悬挂在办公楼走廊的墙壁上。据介绍,这8台设备的安装布局是根据“黄金三分钟”原则设置的,能确保一旦有员工在公司突发心脏猝死,就能在3分钟内得到急救。

卢罡说,“据我所知,美国有很多企业在办公区域配备了AED,确保员工的生命安全。对一些有心脏病史或年纪比较大的员工来说,这是救命的东西。”据了解,GE中国研发中心设有“紧急响应小组”,该小组中有10人负责医疗急救,他们都在美国心脏病协会(AHA)许可的培训机构——瑞金医院接受了AED操作培训,并获得相应证件。截至目前,公司内的AED还未曾用于抢救,不过公司每年有2次突发事件演习,紧急响应小组的医疗急救成员要在演习中抢救“心脏猝死员工”。

◎分析无免责条款非医务人员不敢用自动除颤器为何在首都机场沦为“摆设”?为何在上海公共场所不见踪影或束之高阁?记者走访专家后了解到,“法规缺失”是最大的瓶颈。王陇德介绍说,美国的法律规定,经过培训的非医务工作者有义务对心脏猝死者实施救援,同时享有免责条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机场工作人员要接受自动除颤器操作培训,当发生乘客突然发病倒地的情况时,他们就会跑到最近的自动除颤器那里取出仪器,赶到乘客身边实施救援。

该设备能自动识别这名乘客是否发生了心脏猝死,如果是,它便会语音提示救援人员按步骤操作,进行电击除颤。王陇德院士告诉记者,他打算在明年“两会”上提交议案,建议在公共场所推广使用自动除颤器,并通过法规的修订,让自动除颤器能被非医务工作者使用,真正发挥作用,挽救人的生命。王院士表示,如果提交这份议案,他会建议修订我国应急管理领域的有关条例,对自动除颤器的配备、操作规范、救援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做出规定。尤为重要的是,应列出“免责条款”,即规定经过培训的非医务工作者使用自动除颤器后,即便被救援者的生命和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救援人员也不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没有法律免责条款,那么首都机场的那25台自动除颤器就成了摆设,即使允许机场非医务人员使用,也没人敢用它救人。”平日培训少有非医务人员参与除了立法缺失外,培训工作也是自动除颤器在国内推广的一块短板。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作为“预防心脏性猝死上海培训基地”,上海市胸科医院承担了奥运志愿者的AED操作培训、考核任务,对150名在校医学生、社区医务人员、社工等志愿者做了培训。上海世博会期间,市胸科医院为民警、消防队员、志愿者等六类人群做了AED培训,通过举办讲座、操作实践、模拟演练让他们很快掌握了AED操作技术。

在此期间,上海市红十字会、瑞金医院、浦南医院等机构也开展了AED培训。在平日里,上海的自动除颤器培训却开展得很少。从2008年到2010年,市胸科医院总共培训了3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奥运、世博期间进行的。而且,平日里接受培训的基本上是医学生,很少有非医务人员的参与。市卫生局称最大障碍是法律缺失对于围绕自动除颤器的一系列探讨,市卫生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说:发生心脏猝死时,身边人救治最要紧,所以在公共场所安装这种急救仪器是很有必要的。

非医务人员在经过培训后,完全能利用自动化仪器,达到专业救治的效果。目前,要在本市公共场所推广使用自动除颤器,最大的障碍确实是法律的缺失,没有法律的保障,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就会对安装设备心存顾虑,即便安装了也不愿意使用,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有心脏病史的人可以考虑购买一台自动除颤器,放在家里。一旦发生心脏猝死,家属就可以用它来急救。◎建议在立法上应体现“救助者无罪”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专家都呼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我国非医务人员在接受培训后,能使用自动除颤器,同时不承担抢救失败的法律责任。

在方祖祥教授看来,AED操作培训可以是“全民式”的,就像每个公民都有必要掌握消防栓使用技术一样,AED操作技能也应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技能。这是因为,自动除颤器是一种“傻瓜式”机器,适合让绝大多数“心脏猝死者身边的人”使用,实施最及时的救援。在一些发达国家,过路人也能使用自动除颤器。“在这些国家的法律和价值观念中,‘见死不救’是有罪的,但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老人跌倒没人敢扶,怕承担法律责任。”方祖祥说道,“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如果路人突发心脏病,怎么能指望周围的人上前抢救呢?”因此,在专家看来,我国应在立法层面体现“救助者无责无罪”的观念,通过法规的修订来鼓励人们用自动除颤器抢救发病者。

对于操作培训问题,王陇德认为,培训对象应覆盖安装自动除颤器的场所工作人员、消防员和志愿者。他说,在日本,消防人员是参与医疗急救的,而我国的119和120是两个体系,今后可以借鉴日本经验,让119能配合120开展医疗急救。方祖祥则指出,AED操作培训可以分三个层面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对119、120、国家紧急救援中心的急救人员进行培训;第二个层面是对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培训;第三个层面是全民普及,借助媒体、学校、社区的力量,让广大公众了解自动除颤器,并掌握基本的操作方法。

此外,王陇德院士还建议,在法规中对应配备自动除颤器的大型公共场所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些场所应包括机场、地铁站、体育场馆。“我觉得在体育场馆中配备除颤器很有必要,因为激烈刺激的比赛易造成观众心脏猝死。南非世界杯期间,观众心脏病的发病率就很高。” 希望尽快实现自动除颤器国产化记者调查了解到,自动除颤器能否在我国公共场所推广应用,还和仪器的价格有关。目前,进口自动除颤器的售价在25000元人民币左右,国产自动除颤器则付之阙如。

如果有价格较低、性能可靠的国产仪器问世,将有助于“生命救护仪”的普及。据方祖祥教授介绍,从2002年起,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开展了自动除颤器的研发,所有的软、硬件都是自主设计,获得了7项专利授权。该项目于2006年底通过科技成果鉴定,但当时,国内企业对自动除颤器并不了解,没有实现产业化。如今,不少企业看到了AED的价值和潜在市场,最近有三四家企业和复旦研发团队开始了接洽。前不久,民政部下属的国家紧急救援中心与研发团队联系,向他们推荐生产厂家,进一步推动了“沪产AED”的产业化进程。

方教授希望能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尽快实现国产自动除颤器的大批量生产。届时,其售价预计在1万元左右,低于进口产品的价格。无疑,这将大幅降低在国内公共场所配备自动除颤器的成本。 ◎他山之石发达国家AED像消防栓一样普及市胸科医院刘旭教授告诉记者,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配备AED的场所很多,如警车和消防车、会议中心、政府办公楼、学校、酒店、饭店、工厂车间、机场航站楼、民航班机、火车站、列车、地铁、健身中心、高尔夫球场,自动除颤器几乎和消防栓一样普及。

事实证明,AED的普及提高了心源性猝死的救治成功率。1999年6月美国芝加哥的两大机场航站楼安置了自动除颤器后,在最初的10个月中,发生了14例急性心脏骤停,其中9名患者被抢救成功,生还率高达64%。数据显示,普及这种“生命救护仪”后,欧美国家心脏猝死者存活到大医院的几率达到33%,其中机场为50%左右,赌场可达74%。